大法官解釋資訊一覽在PTT、mobile01、Dcard的鄉民必推理由跟推薦

陳菊(花媽)

熱度指數：45809

按讚數：39585

留言數：4167

今天非常遺憾，沒有機會在國會殿堂向大家說明，因此僅在臉書上向國人們報告。


自從接受總統的提名後，我一直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 #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後，確保監察權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會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這段時間來，我始終期盼能夠在國會殿堂上，與朝野黨團就監察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未來的工作規劃，乃至監察院的存廢，進行溝通討論，並且直接清楚地回應在野黨對我的種種質疑。


然而，我相信每一位國人都清楚看見，在野黨不僅不願意理性行使人事同意權，更不願意當面與我將他們所質疑的種種說清楚講明白——即使他們口口聲聲要我出來面對。


我對我的理念、我的清白，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無奈在野黨只有不停地片面抹黑指控，用非理性的手法阻止我走上備詢台向朝野立委及全體國人說明。


因此，我只能在此，將原先預計在立法院報告的全文，直接向全體國人同胞報告。


－－－－－－－－－－－－－－

《立法院同意權審查報告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首先，對大院為監察院院長及監察委員被提名人選召開審查會，行使憲法所賦予之同意權，本人表達由衷感謝。本人也深感榮幸能有機會對大院說明未來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善治與人權保障的工作，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出身農家，追求民主自由人權

本人是台灣農民的女兒，出身宜蘭三星，從19歲投入民主運動、從事人權工作，至今已經五十年，見證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歷程。我曾被軍事法庭以唯一死刑起訴，也坐過六年半的黑牢，在從事反對運動的過程中，不僅致力於救援政治犯，也積極協助許多處境艱難的家屬；在我走入政府體制後，弱勢優先、關懷弱勢更是制定各項政策時一貫堅持的信念。

捍衛人權是我一生所繫，50年來，我從未忘記。在美麗島事件後，我繼續從事人權工作，任職台灣人權促進會超過十年，在1988 年受德國維薩克總統邀請參加「世界人權宣言四十周年」活動，1993 年獲聯合國邀請參加世界人權會議，為台灣人權發聲。

1994年到2000年，我先後擔任國大代表、台北、高雄的社會局長，從街頭走入體制，因為長期為弱勢爭取權益，我深刻明白弱勢的聲音幽微細小，因此，我以促進並保護人權為目標，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

2000年我擔任勞委會主委。在將近六年的任期內，捍衛過去常被忽視的勞動人權，完成許多重要的法案及政策，包括性別工作平等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大量勞工解雇保護法等等重大保障勞工權益的法案，過去勞退舊制有百分之九十的勞工領不到退休金，使街頭抗爭不斷，我們建立了年資可攜的勞退新制，同時也修改勞保條例，確保勞工的勞保年資得以接續。這是台灣勞動人權的重大發展，保障並促進每一位勞工的權益。

2006年底我當選高雄市長，以近十二年的任期全力建設高雄成為安居樂業、多元文化、保障人權的幸福城市。我們成立高雄第一個人權委員會，更率全國之先，首創同性伴侶的戶政註記制度，核發「同性伴侶證」， 使每個多元個體都能在人權城市高雄得到尊重，真正落實「相愛是人權」。

過去兩年，我擔任總統府秘書長，依然關注人權的促進與深化，我協助促成婚姻平權法案通過，也參與政治檔案解密，讓許多塵封檔案一一揭露，令歷史的真相有機會露出曙光。


二、監察院的轉型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

本人今日以監察院長被提名人至大院向各位委員報告，是民主憲政、責任政治的體現。本人在接受蔡總統提名擔任院長職務後，深深感受到社會對於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高度期待與重視，更深刻了解社會對於監察院定位和功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去年12月10日《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三讀通過，標誌著監察院即將轉型、邁入嶄新的階段。接受總統託付，推動監察院轉型、建立國家人權機構的重責大任，我感到非常榮幸，更感到戰戰兢兢。未來的監察院，不僅要繼續發揮監察權救濟人民權利、監督政府施政的職責，更必須完成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制度建立，發揮國家人權機構的功能，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如蒙大院通過提名，本人將全力推動以下工作：

(1)監察院必須超然、公正、效率行使職權，確實監督政府、伸張公平正義。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監察法，監察院行使彈劾、糾舉、糾正及審計權。彈劾權是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所做的處置；糾舉權則同樣針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所先行的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而糾正權則是針對行政機關行政作為的問題，促其注意並檢討改進；近日來部分人士將糾正案與弊案混為一談，這顯示監察院職權未被社會大眾普遍認識，徒增紛擾爭議。因此，未來監察院，一方面要加強社會溝通，讓審議的過程更公開透明，接受全民監督。另一方面，更要強化監察委員行使職權的獨立性、非黨派性和公正性，讓未來監察權的行使，更能受到社會的廣泛信賴。

(2)設置並完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相關制度，監察院將不再只是消極的舉錯糾正，更要積極地保障並促進人權。

從1948 年聯合國頒布世界人權宣言，至今人權已成為全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由國家設立保障人權的專責機構也已成為世界潮流。

201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大院院會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感謝大院的立法，讓台灣的國家人權機構終於獲得法定正式的組織地位，這不但是台灣落實「人權立國」的里程碑，也是監察院轉型的起點。

國家人權機構象徵著國家的「良心」，必需致力聽見最細微的呼救聲、為最脆弱的群體發聲，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的維護，促進及保障人權，確保社會公平正義。

「國家人權委員會」是銜接台灣與國際人權規範的重要橋樑，使台灣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未來，我們將依據巴黎原則的精神，以憲法或法律保障「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提供人權的諮詢、監測、受理申訴和教育，調查對人權的侵害及歧視，並建立指標監督政府施政是否符合人權標準。

「國家人權委員會」將整體性、系統性監督國內的人權狀況，其目的並非立即嚴懲被調查機構或人員，而是要發掘制度與結構上的困難，參照國際人權標準與所掌握的事實證據，提供立法、行政等政府部門保障人權的諮詢與建議。

「國家人權委員會」也將積極推動人權教育，提升、強化各級公務機關人員的人權意識及人權保護機制，協助公務機關找出具有侵害人權疑慮之處，並提供相關解決方案。

推動人權外交也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工作重點。過去由於威權統治以及遭受國際孤立，台灣長期與國際人權運動及組織脫節，未來「國家人權委員會」將積極與國際人權組織交流，並廣邀各國的國家人權機構來台訪問，讓台灣與國際人權無縫接軌。

此外，身為坐過六年半黑牢的政治受難者，我始終堅信轉型正義是台灣脫胎換骨很重要的歷史工程。歷史真相大白是公道的基礎，如果沒有歷史真相、就沒有真正的公平與和平，我們必須牢記受難者和家屬的傷痛，誠實面對曾經侵害人權的國家暴力，以及創傷的歷史真相，才能帶領台灣真正走過黑暗，走向真正自由民主的未來。

(3)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與定位。

作為監察院院長，首要為超出黨派，以公正中立之地位，捍衛監察委員行使彈劾、糾舉、糾正等職權，不受任何特權、外力、利益及個人利害關係的干涉。

本人已向民主進步黨申請註銷黨籍，退出所有政黨職務和活動，全心投入人權保障和促進的工作，依法行使監察院長職權。

其次，身兼監察院長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我有義務與監察委員、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一起凝聚共識，推動監察院改革轉型、並履行國家的人權責任及義務。

更重要的是，廢除監察院與考試院，是社會長期普遍存在的呼聲，我也認同這個主張。最近朝野各政黨已經逐漸形成廢考監的憲改共識，相信各位委員會在憲改工程啟動後，實現這個對人民的承諾。

我也會在修憲程序完成前，遵循大法官解釋，依憲法妥善行使監察院長的職權，提昇監察權的效能與公正性、保障人民救濟的權利，同時也積極配合憲改工程，承擔起制度轉換、銜接的重責大任。

我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之際，確保監察權能夠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監督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三、清白自持，始終如一

監察院為台灣最高監察機關，職司端正官箴、澄清吏治，因此監察院成員的個人操守、歷練、專業能力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我從政以來坦蕩磊落，面對過無數嚴格檢驗，清白自持，始終如一。我在此必須強調，除了美麗島事件的六年黑牢，我一生從未被司法判刑，更從來不曾遭到彈劾。

二十多年來，我歷任國大代表、台北市社會局長、高雄市社會局長、勞委會主委、近十二年的高雄市長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等公職，我必須面對最嚴格的質疑、調查，接受最高標準的檢驗，我知道，心中有天堂的人，就不怕被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近年來「資訊戰」成為民主政治的嶄新挑戰，在媒體與網路充斥各種造謠抹黑與不實指控的訊息，造成社會嚴重撕裂、衝突對立、令台灣的民主自由蒙上陰影。而我個人也首當其衝，成為這種資訊戰的打擊標靶，例如前述將監察委員針對行政機關提出的糾正案混淆為弊案，甚至在網路的搜尋引擎上隨意輸入亂碼，竟會出現影射我涉及弊案的連結，實在令人震驚、遺憾，台灣民主發展至今，不該以濫用言論自由及侵害人權的方式製造對立鬥爭。

各位委員。在爭取自由民主、推動政治改革的路上，面對威權的壓迫，我不曾恐懼退讓；如今，面對鋪天蓋地的抹黑與攻訐，我也不會因此退縮。台灣的民主可以繼續向前，不只是因為許多人無懼威脅的前仆後繼，也是因為台灣人民對是非公道、對價值理念的堅持，相信各位委員都秉持相同的信念，一起為了台灣的民主自由、憲政與人權發展，時時刻刻警惕著這些今日若不維護，明天就可能會失去的珍貴價值，以合作化解對立，以溝通取代衝突，共同開創更美好的未來，期待台灣成為真正公平正義的國家。


四、不忘初心，用餘生守護人權

我從十九歲開始，投入黨外運動與人權工作，爭取民主自由、捍衛人權尊嚴，在這條路上不曾計較個人得失，因為這段過程已經給了我豐富且充滿意義的一生。

五十年來，我和許多人一起走過威權時代的黑暗，也共同創造並分享過台灣的榮耀，更一起見證了台灣民主轉型的奇蹟。然而，縱使台灣的民主自由，在眾人多年的努力下，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鞏固與深化，但我們不應停止追求更美好的社會、更有尊嚴的生活，因此，人權的保障與促進更顯得重要。

最後，在我逐漸淡出政治的人生階段，能有機會回到投入公共事務的初心，人權的領域，再為台灣盡一份心力，我感到十分榮幸，更令我確信，為人權奮鬥是我一生使命。我必盡全力不負所託，以我的初心，用我的餘生，守護台灣、維護人權，讓台灣成為一個不僅民主自由，更落實人權價值的國家。

願我們，同心協力，讓台灣更加美好公平、沒有恐懼、沒有壓迫，讓人民更有幸福尊嚴。謝謝各位。

3Qi.tw 陳柏惟

熱度指數：21571

按讚數：20786

留言數：1125

#除了生氣之外還能做些什麼
這兩天，歐陽娜娜登上中國央視國慶晚會節目，獻唱〈我的祖國〉，而退役上將、前陸軍總司令陳廷寵發言表示：「我們是中國人驕傲象徵、我們戰力是零擋不住中國解放軍」。歐陽娜娜和陳廷寵的言行，引起台灣人民議論紛紛，很多人很憤慨。

在當下台灣的國家局勢險峻的狀況下，任何削弱抵抗、刻意呼應中共的行為，都一定會造成傷害。但究竟這些行為，是否濫用言論自由？是否違反《兩岸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而受到裁罰？我們除了生氣之外，還能做些什麼？

#現況法條能約束嗎
現況之下，我們憲法相關的解釋並不多。目前比較引用的，是過去針對設立人民團體時，因為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就不予許可的案例。我國《人民團體法》第二條（現在已經刪除）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第五十三條前段（現在已經刪除）規定「申請設立之人民團體有違反第二條之規定者，不予許可。」

以上法條已受到大法官釋字六四四號宣告違憲。大法官解釋認為這兩條文不予許可的主張，是違反言論自由的。亦即人民團體之目的與活動，須要達到足認已對國家之存在，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造成明顯而立刻危險的明確事實，才能廢止許可，方能保障人民言論與結社的自由。

#那特定職務身份的人怎麼辦？
根據這號釋字，我們認為或許未來相關政府部門，可以有更細緻的討論。比方如果具有特定公職人員身分，配合了或協助了中共，導致干擾我國政府，或者影響我國自主權限，依然可以適用一般人民團體主張共產主義的標準嗎？在現在的局勢下，這類行為，是不是已對我們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造成某種程度的危險？

兩岸條例第33條之一規定「「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下列行為：一、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或涉及對台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構） 、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二、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為涉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

根據陸委會103.7.25 陸法字1039907767號函釋提到，其中「合作行為」需要雙方主觀有彼此相互同意、合作，客觀面有分工合作行為，以達成共同目標之協同行為；且具體個案是否構成合作行為，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審酌具體合作內容、立法意旨、有無官方參與等因素共同判斷之。

#曾經裁罰過的紀錄
細究違反《兩岸條例》33條之一裁罰過的狀況，只有地方政府未經許可下，與大陸地方機關的合作行為有裁罰記錄。也就是陸委會過去實際上認定違法的，是違反第一款的「非經許可不得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或涉及對台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構）、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而非第二款的「非經許可不得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為涉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

我們想問，陸委會要怎麼認定何謂「政治性合作」？這合作的範圍涵蓋到哪裡？行為有怎樣的準則判定？上央視國慶活動是否能適用？未來要如何強化相關的規範？

#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草案來救援
去年台灣基進和尤美女委員、王定宇委員等合作推出《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草案，而現在我也將準備提出這部法案的2.0版。我們已留意到，有些疑似濫用言論自由，很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自由民主的行為。其中，2.0版草案將針對具有特定公職人員身分的人，如果明示或接受暗示，與中共呼應，就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檢視；像陳廷寵這樣的身分，就特別需要注意其行為，不能倡和中共一國兩制發表共同聲明，應有相關約束規範。比如與中共共同發表危害我主權國家地位的相應聲明，或是配合或協助中共，導致干擾我國政府或公權力行使，或者影響我國政府的自主權限，我們將設定為違法事項，同樣配合罰則。也希望法案提出後，行政部門能有更積極的作為，和我們一起討論如何強化台灣的防衛性民主！

許淑華

熱度指數：18227

按讚數：17470

留言數：563

依據法務部所提出的最新科技偵查法草案，未來將授權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可在民眾手機植入木馬，需偵查特定對象時就能開啟，連周邊場域都可一併偵查，影響範圍廣泛，且頭兩個月內不用聲請法院許可，將過往法院審核機制架空，這等於宣告未來絕大多數案件的通訊監察，都不需法官審核或把關，檢察官就可以逕行啟動，這對於人民的隱私權事嚴重的侵犯。

我國憲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大法官解釋第631號解釋也皆有說明，然本次修法草案卻給予檢察官及司法警察違憲的權利實屬不妥。再者，「無罪推定」原則為近代刑事訴訟程序的重要精神，而本法檢察官可實行監聽的標準及準則為何，是否會有未審先判的狀況出現也要詳加討論。民主及自由是台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然而執政黨卻大走回頭路，將台灣帶進全民偵防的時代，一個中央威權統治的時代，這是民主憲政國家莫大的悲哀！

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熱度指數：11089

說讚數：10910

留言數：179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台灣人為什麼不能回台灣
——
在國外的台灣人，回台灣就好像喝水一樣簡單。

但你知道嗎，在威權統治時期有所謂的「黑名單」，全名叫做「中央政府遷臺後對政治異議人士採取不予核發簽證或禁止入境措施的管制人員名單」。

這份名單主要針對主張台獨、民主、或是同情左派及共產主義的人，以不予核發簽證或禁止措施的方式，使得被列在上面的人，面臨「有家歸不得」的處境，被迫在海外流亡數十年。

而「最後一個黑名單」，是黃文雄。1970 年 4 月 24 日，黃文雄、黃晴美、鄭自才等人，在美國行刺正在訪問的蔣經國。

黃文雄開了那一槍，但子彈從蔣經國頭上飛過，刺殺行動失敗。他被警方壓制時，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為什麼一定要用刺殺這麼激烈的手段呢？

1960 年代的美國，接二連三發生了甘迺迪、馬丁路德的刺殺事件，大大影響社會氛圍。三人又深受美國民權運動影響，於是認為刺殺是最後、但可接受的選擇。

而黃文雄認為，當時的台灣在國民黨的嚴密統治之下，很難撬開任何一絲縫隙，必須刺殺蔣經國，讓國民黨出現權力真空，才有機會撼動嚴密的黨國體制。

黃文雄與鄭自才也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1990 年代，鄭自才與黃文雄先後回台，都被檢方以非法入境起訴、並被法院判刑。
——
挑戰「黑名單」

黃文雄在回台後，決定要扳倒「黑名單」制度。1998 年 4 月，他開始向外交部申請護照，一開始外交部以「查不到入境紀錄」拒絕，但後來還是核發護照。不過，此時政府也不能假裝他「不在台灣」，檢察官開始偵辦「黃文雄非法入境案」，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為由起訴。

當時的《國家安全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在入出境的時候，必須跟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經許可，不能入出境。

如果違反相關規定，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 9 萬元以下罰金。

問題就出在「入境許可」的部分，即便是台灣人，如果未經許可，也不能回來，這條也是所謂「海外黑名單」的法源依據。

黃文雄決定，透過自身的訴訟，希望能打到大法官解釋，挑戰這個箝制台灣人數十年的「黑名單」制度。

上訴到二審之後，高等法院也認為不合理，主張國安法相關規定違憲，聲請大法官解釋。

2003 年，大法官審理之後作出釋字第 558 號解釋。大法官認為，國家不是不能針對入出境的事項設下限制。但《國家安全法》入境許可規定，沒有區分人民是否在「台灣地區有住所而有戶籍」，入境一律要經主管機關許可、甚至未經允許入境還要受到刑事制裁。

這樣的規定已經侵害了「國民可以隨時返回本國」的自由，大法官的理由是，人民是國家的基本構成要素，國家不可以任意把人民阻擋在國外。因此宣告相關規定違憲，在台灣設有住所而有戶籍的國民可以隨時返國，不需經過許可。

釋憲的結果並不如意，像是「具有國籍但沒有台灣地區戶籍的國民」，仍應適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對於無戶籍國民入境仍須得到許可，但大法官說這是「我國國情之特殊性所使然」。

大法官作出解釋後，案件回到高等法院繼續審理，黃文雄另外主張依據《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規定，法律不能任意限制他返國的基本權利，也請求法院應再次向大法官聲請補充解釋。

但是，法院認為，黃文雄在回台時並無「戶籍」，因此不在大法官解釋範圍內，「偷渡回台」的行為仍違反《國家安全法》，「其犯罪動機為凸顯國家安全法違憲之問題而為該等行徑，知法犯法，已危害國法之尊嚴」；至於黃文雄請求再次聲請釋憲的部分，法院認為，相關法規已經沒有使用上的疑慮，因此不再停止審判並聲請釋憲。

最後，黃文雄被判處有期徒刑 4 個月，對他來說，這樣的結果是「進一步，退兩步」，大法官並沒有真正的去面對核心問題；而《國家安全法》第 3 條也在 2011 年被刪除。
——
紀錄片

「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424 事件發生後，蔣經國曾經這麼問，但 51 年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始終是個謎。

在這期間，黃文雄婉拒了許多書寫回憶錄、拍攝紀錄片的邀請。

黃晴美也在 2018 年逝世，黃文雄及鄭自才則年事已高，「424 刺蔣案」如此震驚全世界、影響台灣深遠的事件，極有可能成為台灣近代史上遺失的一塊拼圖。

直到 2020 年，黃文雄才同意由馮賢賢與李惠仁製作紀錄片，並首度談論他的流亡生活。

本片將還原刺蔣案行動始末，及其中從未公開的過程，並重現國民黨「超穩定」的黨國統治結構，以及刻畫一直以來被忽略的，女性參與者的聲音。

現在，424 刺蔣案的紀錄片《那一槍》正在募資中，需要大家的參與，完成這塊歷史記憶的拼圖🧩
——
#法律白話文運動 #424 #那一槍

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熱度指數：10429

說讚數：10260

留言數：169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欠學校錢就不能拿畢業證書嗎？
——
為什麼我不能告學校？

1992 年，某個專校生在期末考後被學校以考試作弊為由勒令退學，學生不服，提起訴願和行政訴訟，但行政法院基於特別管理關係為由，認為學生不能對學校提起訴願和行政救濟，而駁回訴訟。

很久很久以前，法院認為，學生與學校之間存在所謂「特別權力關係」，學校對學生做的任何處分，不能跟普通人一樣透過行政爭訟管道救濟自己的權利。

這名學生後來聲請大法官解釋，1995 年，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382 號解釋，認為各級學校對學生的退學（或類似的處分），因為足以改變學生身分，影響人民憲法上受教育的權利，受到處分的學生可以透過訴願、行政訴訟等方式救濟權利
——
學校可以增加畢業門檻嗎？

那麼，學校設定學生的畢業條件，合理嗎？

曾經有一位碩士生因為未能滿足系上的修業規定被退學，他因此聲請大法官解釋。大法官，基於憲法保障的「講學自由」，大學對於直接涉及教學、研究的學術事項，享有自主權。國家雖然依法要監督大學，但對大學的監督必須在「大學自治」的前提下以法律為之。

所謂的大學自治，包括立法機關不能任意以法律規定大學一定要設置特定單位、或是行政機關也不能以命令干預大學的教學、研究自由。

因此，大法官認為，大學可以為了確保學位授予具備一定水準的前提下，在合理且必要的範圍內，訂定取得學位的資格條件。

也就是說，為了維持學術品質、健全人格發展，大學有考核學生學業與品行的權責。也因此大學依程序訂定相關規定，使成績不及格或品行重大偏差的學生予以退學，也在大學自治的範圍內。
——
學校可以扣住畢業證書嗎？

前陣子有一名大學生因為欠繳費用的關係，被學校拒絕核發畢業證書。該名學生後來提起訴願，不過學校在教育部作成訴願決定之前發給該生畢業證書，因此教育部認為，在程序上學生不服的處分（學校拒絕核發畢業證書）已經消失，因此不受理訴願。

這也帶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前面提到，大法官解釋認為，學校只要在涉及教學、研究的學術事項下，設定學生的畢業條件，仍在大學自治的範圍內。

那麼，欠費而扣住畢業證書算是「大學自治」嗎？教育部後來也發公文給各級學校，像是涉及與學生「債權關係」（像是欠費、未歸還物品）的問題，不能拿來當作扣留畢業證書的理由，如果拿來當作畢業條件，兩者間是不當連結。

你覺得呢？
——
#法律白話文運動

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熱度指數：9268

說讚數：9233

留言數：35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今天是國際不再恐同日
——
2019 年的今天，《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施行，同性婚姻在台灣正式合法化。

然而，兩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頭看，這條路卻是充滿挫敗。
-
🏳️‍🌈1986

1986 年，祁家威在一家麥當勞召開開國際記者會，公開出櫃同志身份，是台灣第一個出櫃的同志。
-
🏳️‍🌈2003

2003 年，台灣舉辦正式的第一屆同志遊行，路線從著名男同性戀聚集地——228 和平紀念公園，經過紅樓劇場，約 2,000 人參與，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在遊行結束後，上台致詞。
-
🏳️‍🌈2006

2006 年，蕭美琴、余政道、林淑芬、鄭運鵬等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在黨內同志連署下，跨足門檻。但在一讀宣讀後，在委員會遭到賴士葆等 21 名國民黨 籍立法委員阻擋，最後法案胎死腹中。
-
🏳️‍🌈2013

2013 年尤美女、鄭麗君、蕭美琴、林淑芬、段宜康、陳其邁等 22 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提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版本的《民法》修正案，隔年進行審議。

但在當時馬英九政府的法務部、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的反對下，未有結論。

直到 2016 年，國會改選後才終於完成一讀。
-
🏳️‍🌈2017

2017 年 5 月 24 日，司法院公布釋字第 748 號解釋，大法官在解釋中明確表示，同性和異性沒有不同，現況下民法沒有保障同性婚姻，違反憲法所保障的平等權以及婚姻自由，因此違憲。

另外，大法官表示，2019 年 5 月 24 日以前一定要完成法律的制定，至於要用專法或是修民法，大法官採開放態度。
-
🏳️‍🌈2018

2018 年 11 月 24 日，反同方所提的三項公投通過，支持方兩項沒有通過，確定不更動《民法》條文，只能制定一部符合釋字 748 號解釋所建構的「專法」。

（再次提醒，大法官解釋大於公投，公投改變的是「法律位階」，大法官解釋大於法律。）
-
🏳️‍🌈2019

2019 年 5 月 17 日，國際不再恐同日，2016 年台灣經歷第一次的立法院政黨輪替，民進黨雖然受到選區反同方極大的壓力以下，仍和時代力量聯手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748 號解釋施行法》通過，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
🏳️‍🌈之後

2003 年，美國麻塞諸塞州最高法院在 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案判決，相關法律禁止同性婚姻，違反麻州憲法，宣告違憲。

麻州最高法院引用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名言：

「雖然法律難以改變人們的偏見，但是法律不可以為偏見服務，更不可以使人們的偏見因法律直接或間接地產生力量。」

“The Constitution cannot control such prejudices but neither can it tolerate them. Private biases may be outside the reach of the law, but the law canno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give them effect.”

回到台灣，雖然專法不完美，用民法仍然是最好的答案。

但不論如何，從祁家威先生出櫃那天，點燃了台灣對於同志議題的討論以及三十餘年的運動之後，我們成了亞洲第一個實施同性婚姻的國家，而且過了兩年，大家還是一樣好好的。

明天，仍要繼續努力。
——
#法律白話文運動 #國際不再恐同日 #748

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熱度指數：4934

說讚數：4910

留言數：24

【我只是一個吸毒仔，又沒有要賣？】

這個大法官解釋總共有 7 個聲請人，我們挑其中一個人的故事來講。
-
💊海洛因

2009 年 4 月的某天晚上，我們的主角 A 君在台中市跟好朋友「阿斌」買了一包淨重 37.46 公克海洛因。好死不死，當場警調抓到，並被起訴。

2012 年，高等法院更一審判決他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 15 年 6 個月。同年，被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確定。
-
💊15 年 6 個月

你一定會很好奇，為什麼 A 君只「買」了一包毒品，卻被法院判「販賣」的重罪？

有一個最高法院判例是這樣說的，所謂的「販賣」，不一定要真的去賣，只要為了「營利」而「買入」，就算是「販賣完成」。

法院認定被告成立「販賣」的依據，就是這個最高法院判例。

你一定會很好奇，即使有判例，法院還是要想辦法帶進犯罪事實去證明吧？

法院的理由有三個：

1⃣️
被告這次買的海洛因要價 12 萬，而他一個月前也花了 12 萬買海洛因。除非你很有錢，不然一般人怎麼可能在一個多月拿出 24 萬買毒品。

而且，被告也沒辦法證明他就真的很有錢，所以法院合理推定他一定是為了「賣出」而買入。

2⃣️
另外，被告買的量很大，大到在吸完之前，他會先被海洛因毒死。所以法院不相信他買了是要自己施用。

3⃣️
最後，海洛因是第一級毒品，在法律上的代價非常高，如果只是要自用，買適量就好，一次買那麼多，一來保存有困難，而來還很容易被政府抓到。

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風險買這麼多呢？法院認為，被告一定是為了要轉賣出去發大財。

綜合以上，法院認為被告買海洛因，一定是為了要賣出去，所以認為他成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
-
💊超譯

看到這邊，你可能還是覺得很奇怪。法條明明只是寫「販賣」，被告只有「買」，根本還沒「賣」，判決引用的判例，是不是在「超譯」被告呢？

被告也覺得他被超譯了，這個超譯的代價是 15 年 6 個月。他很不服氣，因此聲請大法官解釋，請求大法官宣告這個判例違憲。
-
💊違憲

於是禮拜五，大法官作出解釋，宣告這個判例違憲。

大法官的論證理由有三個：

1⃣️
大法官先幫大家查字典，看看「販售」到底是什麼意思。

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任何人應該都可以區分「買進」和「販售」的差別。

就算為了「販售」而「進貨」，重點還是在真的要出現「賣出」的行為，不能只因為他「買入」就當作他真的要賣。

2⃣️
在毒品條例的規定中，除了「販賣毒品既遂」之外，還有「意圖販賣而持有」、「販賣毒品未遂」、「持有毒品」等三種比較沒有那麼嚴重的毒品犯罪類型。

不同種類罪名相互比較之下，「販賣毒品既遂」應該要處罰「完成販賣毒品」的行為，而不是最高法院認為的「單純購入毒品」。

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前身，也就是 1955 年制定的《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當時就明確區分「販賣毒品」、「販賣毒品未遂」、「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持有毒品」等四種由重到輕的罪名。

法律經過許多次修正，變成今天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仍然維持這四種毒品犯罪模式的區分，可見法律在制定時也沒有要把「單純購入毒品」當作「販賣毒品既遂」。

因此，大法官認為，最高法院的判例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而違憲，「販賣毒品既遂罪」只能處罰「完成賣出」的行為。
-
#法律白話文運動 #大法官釋憲週記 #毒品 #海洛因 #法律 #大法官#司法院 #司法 #台灣

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熱度指數：3936

說讚數：3912

留言數：24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隔離有什麼問題嗎？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社區感染後，全台灣進入第三級警戒，外出時全程配戴口罩、並避免不必要的活動。
——
長達一年半的疫情，有點年紀（欸）的人也想起了十幾年前的 SARS 疫情。

2002 年，中國爆發 SARS 疫情，隔年傳到台灣。

SARS 疫情真正的危機，是台北市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

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曾經與傳染病患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主管機關可以留驗、必要時主管機關可以要求你到指定地點檢查或進行預防接種等必要的措施。

台北市政府據此公布「台北市政府 SARS 緊急應變處理措施」，要求曾經接觸或疑似被傳染的和平醫院員工「召回」並「集中隔離」。

台北市政府也封鎖和平醫院周圍區域，引起台灣社會的嚴重恐慌。

一名和平醫院的醫師，在接到召回命令時，認為和平醫院的狀況不可能隔離 1000 多人，台北市政府的「封院」政策不只無助於防疫、更會加重院內感染。

他決定抗命、自行在家居家隔離，並透過傳真、投書等方式告訴大家「不要進入和平醫院造成交互感染」。
——
SARS 疫情落幕後，台北市政府認為他是「落跑醫師」，並記 2 大過並停止、處新台幣 24 萬元的罰鍰並停業 3 個月。

醫師則反駁，和平醫院內幾十個人共用浴室，完全沒有隔離措施。受感染者死亡後，也未告知家屬原因就迅速火化，封院根本是錯誤的政策，在行政訴訟敗訴後，他聲請大法官解釋。

他認為，《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以及正當法律程序。強制隔離是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然而法律卻沒有時候事後的司法救濟，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不過，大法官作出解釋認為，基於醫學專業及迅速防疫的要求，強制隔離不經法院而由主管機關直接決定，並沒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

本號解釋由有許多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既然是限制人身自由，至少要規定一定合理的時間內讓法官審核。
——
SARS 事件也暴露了《傳染病防治法》的不足，立法院在 2004 年大幅修正，加入包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等等規定。

而關於強制隔離，現在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主管機關必須開發通知書給當事人或家屬，裏面也有寫「您或您的親友有權利依照提審法的規定，向地方法院聲請提審」，補足了原先欠缺法官審核的不足。

當然，加入法官審核機制不代表只要聲請提審法官就一定會放人，提審只是讓法官作為最後一道防線，避免不當的侵害發生。
——
武漢肺炎疫情讓「社會安全」與「基本人權」的兩難問題再度浮現。

當年，許玉秀大法官曾經說過，當代憲政體制建立在對體制的悲觀上，所以需要相互制衡。但這樣的制衡會不會造成效率變慢，反而讓事情無法解決？

隨著法治越趨成熟的社會，我們透過專業的展現來保護社會安全，但安全和人權，兩者該如何取得平衡，便是憲法上永恆的辯論與難題。
——
好好待在家是我們對控制疫情最大的幫助，而待在家的期間，我們也可以好好的思考這個問題。

#好家在我在家
——
#法律白話文運動#武漢肺炎 #SARS #COVID19